1998年10月，云南省一条僻静的道路上，几名身穿警服的人拦住了一辆进口三菱越野车。
“请下车，我们要检查车内是否存放了违禁品。”
见对方主动出示了证件，司机毫无戒备地拉开车门，哪知对方立刻将他制服，并带到了一处四周无人的农场内。
司机顿感不妙，跪在地上苦苦求饶，可这群人根本不为所动。
领头的杨天勇上下打量了司机几眼，脸上露出狰狞的笑容，扭头冲着手下发号施令。
几人按住司机，踩住他的头，用绳索使劲勒。
将司机杀死后，他们又用斧子残忍砍下尸体的头和四肢，浇上油扔进灶里焚烧，躯干则放进大锅里煮。
面对咕嘟咕嘟翻涌的气泡，杨天勇突然灵机一动，指了指农场内饲养的30多条狼狗。
同伙肖林顿时明白了他的意图，让小弟们将人肉汤喂狗。
从此以后，“煮尸喂狗”成为他们毁尸灭迹的常用方式。
看着小弟们平静地杀人、煮人，杨天勇满意极了，将团伙超强的心理素质归结于自己“教育得好”。
毕竟，他曾经受过正规的警察教育，是一名在编的铁路民警。
杨天勇出身于普通工人家庭，却对体面又稳定的工作丝毫不珍惜。
这与他本身的性格脱不开干系。他不喜欢约束，性格又暴躁易怒，一不顺心就拒绝上班，自己在社会上游荡兼职。
1994年，因长期旷工脱岗加屡次违反警务规定，杨天勇被铁路公安处正式开除公职。满腔怒火无处发泄之时，意外遇到了小学同学肖林。
当年流着大鼻涕、浑身脏兮兮的肖林，如今穿着一身名牌西装，手腕上戴着名表，烟抽的是软中华，端的是一副大款的派头。
几杯白酒下肚后，他也没瞒着杨天勇，将自己的发家史尽数吐露。
原来，他在东北靠诈骗捞了一大笔钱，却不幸东窗事发，如今逃到昆明避风头。
酒酣脑热之际，肖林握住杨天勇的手，邀请他一起入伙。
他看中了杨天勇曾经的警察身份和聪明头脑，杨天勇也被肖林描述的美好场景打动。
他当警察时，每月工资不足上千元，如果从云南抢几辆豪车卖到东北，轻轻松松就能赚几十万元。
思索片刻之后，他点头同意了肖林的主张。两人分头拉来老乡和亲戚，一个由8名亡命徒组成的残忍的犯罪团伙就此拉开序幕。
杨天勇因为昔日的警察身份和出众的管理能力，被称呼为“政委”。
肖林则靠着狠辣当上了“司令”。
别看杨天勇已经被驱除出警察队伍，内心里还有着自己的“坚守”，他认为自己的行径与小混混不同，把团伙称呼为公司，还制定了很多规矩。
其中重要的几点包括，入伙必须写下家人和住址作为投名状，敢背叛就拿家人下手。
作案时必须穿警服或军装，用“缉毒”“查车”的名义行事，事后一律不留活口。
为了练胆，他甚至带着手下跑到昆明火化场，让他们盯着尸体进焚化炉，直到变成骨灰。
杨天勇太懂警察的办案流程了，他知道怎么拦车不会引起怀疑，知道怎么说话像真警察，知道怎么清理现场不会留下线索。
他专门找人定做了全套警服、警衔，弄来了手铐、警灯、对讲机，甚至伪造了警官证，还把抢来的车改装成了“警车”，从里到外，都和真警察没有任何区别。
筹备了2年左右，时机已经成熟，他们瞄准了一辆军用吉普车，司机当时正在后座整理文件，肖林带着两个人慢慢靠近，手里拿着杨天勇提供的手榴弹和匕首。
他们借口说自己是军区的，想搭个便车。趁司机毫无防备的当口，肖林突然举起手榴弹狠狠砸过去。
察觉到司机还有呼吸后，他又掏出匕首狠狠捅向其心口窝，抢走了2000块现金和一部传呼机。
回到窝点，与肖林一块作案的同伙柴国利脸色发白、浑身颤抖，被那些喷溅出的鲜血彻底吓破胆。
见他心生退意，杨天勇直接把那些记录的家庭信息拍在桌上。
此举彻底断了所有人的退路，毕竟谁也不想祸及家人。看他们神色松动，杨天勇又开始大肆分钱，带着他们吃喝玩乐。
金钱的诱惑冲淡了恐惧，这群人开始在犯罪的道路上猖狂横行。
1997年7月，杨天勇觉得，没有枪干不了大事，带枪的农具厂保卫干部周国祥成为了他的目标。
犯罪过程照旧由肖林和柴国利实施，他们穿着陆军少校和士兵迷彩服，谎称抓了个携款逃跑的士兵，请周国祥帮忙审审。
周国祥没多想，跟着他们上了车，被夹在肖林和柴国利中间，他本能察觉到不对劲，伸手去摸腰间的枪。
可惜他晚了一步，匕首已经刺进腹部，枪支和子弹被抢走，尸体被丢进路边的玉米地。
从这之后，杨天勇团伙彻底打开了罪恶的闸门，他们固定了自己的作案模式：专门瞄准开高档私家车的车主，以查缉毒品、走私、盗抢车辆为借口，把车主拦停或诱骗到偏僻路段，控制住车主后，抢走车辆，再杀人灭口，绝不留活口。
他们的行踪飘忽不定，作案后立刻把抢来的车销赃到外地，拿到钱就挥霍一空，然后继续寻找下一个目标。
短短一年时间，他们就在昆明及周边地区连续作案10余起，多名车主惨死在他们手下，而因为他们的伪装太过逼真，加上反侦察能力极强，警方的侦查工作，一度陷入了僵局。
在杨天勇团伙犯下的所有案件里，最轰动的莫过于1998年4月20日的血案。这起案件，不仅夺走了两名民警的生命，还制造了一桩全国知名的惊天冤案，令整个政法界都抬不起头来。
1998年4月20日晚，昆明市公安局的王俊波，和通讯处女民警王晓湘，驾驶着一辆昌河面包车，停在了昆明西山区圆通北路的偏僻路段私下见面。
两人的车，刚好被踩点的杨天勇团伙撞见。
他们照例以缉毒的名义请二人下车检查，听到他们自报身份后，穿便服的王俊波愣了一下，说自己也是公安局的。
但是还没等他反应过来，杨天勇立刻将二人拷住，并用王俊波手里的七七式警用手枪杀死二人后抛尸逃窜。
两名在职民警被枪杀，性质极其恶劣，警方立刻成立了专案组，全力侦破此案。经过初步调查，认定王晓湘的丈夫，也是昆明市公安局的民警杜培武，有重大作案嫌疑。
警方的理由是：杜培武发现妻子王晓湘和王俊波有不正当男女关系，怀恨在心，有充足的杀人动机。
就这样，身为警察的杜培武，成了这起枪杀案的头号嫌疑人，被办案人员实施刑讯逼供，打得遍体鳞伤，最终被迫承认了“因情杀人”的虚假供述。
1999年2月，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，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杜培武死刑，缓期两年执行。
拿到判决书的杜培武，在法庭上痛哭失声，他一遍遍喊着自己是冤枉的，可所有的申诉，都被无情驳回。
在杜培武蒙冤入狱的一年多时间里，杨天勇团伙的疯狂，达到了顶峰。
他们不仅继续劫车杀人，作案手段也越来越残忍。为了销毁尸体，他们会把尸体肢解，直接喂给狼狗，很多受害者，最后连尸骨都没能留下。
杨天勇团伙自以为天衣无缝，因为所有见过他们脸的人，几乎都被杀害了。可他万万没想到，自己的覆灭，竟然源于一部抢来的手机。
他的愚蠢，在于不懂与时俱进，根本不知道现代侦破技术手段的先进。
2000年4月23日，昆明市民王某驾车外出，从此杳无音信。家属报警后，警方调取了他的手机通话记录，发现手机在失踪后就一直关机。
警方盯准了这个重要线索，结果一个多月过去了，手机始终没有动静。
就在案件即将陷入僵局时，6月14日上午，监控系统突然响起警报，手机神奇地开机了。
警方立刻通过技术侦查，锁定了使用这部手机的人——杨天勇团伙的成员柴国利。
柴国利交待出来的一桩桩血案，让办案民警都倒吸一口凉气。
2000年6月18日，杨天勇、肖林、杨明才、滕典东、左曙光等核心成员，全部被警方抓获，无一漏网。
杨天勇亲口承认了枪杀王俊波、王晓湘的事实，杜培武在被冤枉了2年零2个月后，终于等到了昭雪的那一天。
在杨天勇的保险柜里，警方还发现了很多整整齐齐的笔录文件。
这位警察败类为了过把瘾，抓到受害者后会模仿办案流程，自己充当审讯官。
据推断，他此举除了获取心理上的快感以外，其真正目的在于试图掌握部分高层人士黑料以便实施威胁。
2000年10月25日，昆明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杨天勇特大杀人劫车案。法庭上，公诉机关宣读的起诉书，整整念了40分钟，25起血案、19条人命，桩桩件件都有铁证佐证，听得在场的受害者家属痛哭失声，愤慨不已。
这位曾经负责守护群众安全的警察，却把自己学到的技能变成了伤人工具，最终受到了法律的严惩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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